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今年，朝阳城管大队团结湖分队在社区内设立了垃圾分类箱。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摄
近年来，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始终备受百姓关注。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就加快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建设成立专题调研组，分别就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科研及转化情况等内容进行深入调研。
下一个五年，北京的垃圾处理将走向何方？垃圾围城该如何破解？日前，记者采访了长期研究生活垃圾处理问题的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他给出了加大资源回收利用、垃圾处理对策前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把垃圾处理与分类直接挂钩“诚信记录”的建议，颇为引人关注。这一建议由于要牵涉出入境管理、银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形成联动显然需要长期的协调与努力。但王维平代表呼吁：“无论多复杂，也要坚持往前走！”
现状 垃圾围城 多数填埋场5年内填满
2009年4月28日，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标志着生活垃圾处理的纲领性文件正式出台，市政府投入100亿元资金，用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今年，北京600个居住小区开展垃圾分类试点，4月15日，本市首个“周四垃圾减量日”正式启动，“绿色餐饮月”、“绿色旅游月”等主题活动随之展开，一股全民垃圾分类的热潮正在京城掀起。而与此同时，生活垃圾产量持续上升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垃圾处理方式单一与北京世界城市的功能定位之间存在矛盾，使得垃圾处理问题成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和制约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69万吨，日产生量1.83万吨，其中城八区垃圾产生量445万吨，无害化处理率100%，郊区垃圾产生量224万吨，无害化处理率87.63%。目前本市已建成垃圾处理设施25座，包括市属设施7座，区县所属设施18座。其中，转运站6座，综合处理厂4座，填埋场15座，全市垃圾日处理能力1.27万吨，较2008年提高了20%。
“目前本市的垃圾处理结构依然不尽合理，焚烧和生化处理比例低，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全市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在4至5年内即将全部填满封场。本市‘十一五’规划建设的4座焚烧设施，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建成投入试运行，其余均无法按时完成。”
问题 责任缺失 “零填埋”目标很难实现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遗憾的是，各委办局各区县贯彻并不理想！”王维平直言，《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12年，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要达到2比3比5，实现城区原生垃圾零填埋；2015年比例达到4比3比3，基本满足不同成分垃圾处理的需要，实现全市原生垃圾零填埋”的目标，但按照目前的工作进展，难以实现。
“从去年到现在，市长和市属各委办局、各区县签订的垃圾问题责任书几乎都没完成。从全国来看，贯彻的情况更差。有些省根本不当回事，长期垃圾堆放，即便中央投入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也敷衍了事！”他表示，由于没能妥善解决垃圾问题，百姓的不满与意见近期颇为集中。
此外，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上升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生活垃圾焚烧和综合处理设施建设进展缓慢；市和区县政府、市政府各有关部门之间尚未形成合力；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分散，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低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议 建立废物回收“环渤海产业圈”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再制造业
在王维平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只轮胎造型的烟灰缸——盛放烟灰的瓷缸外包有一圈微型轮胎。“这是利用废旧轮胎再回收制作的。”他告诉记者，作为世界第一大橡胶消耗国兼进口国，中国每年会产生1.7亿至1.8亿条废旧轮胎，北京每年大约产生330万条，“这些废轮胎如被烧掉炼焦炼油，将沦为‘黑色污染’，若加以循环利用，则会形成一条庞大的产业链，解决就业问题，创造GDP。”
“再生纸、再生橡胶、再生塑料、再生玻璃、再生建材、再生金属等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垃圾分类。”王维平指出，在“十二五”规划中，后续产业链没有，前端分类就是纸上谈兵。他认为，再制造业基地不一定设在北京，可以围绕“环渤海圈”打造。“在河北、天津、山东等环渤海地区，现已形成废物回收的完整产业链，但存在产能低、污染严重等问题。在京重建新体系并不容易，因此可让这些产业链继续存在，设法提升产能，避免污染。”
垃圾分类做好十年持久战准备
今年，在朝阳区和本市600个居住小区开展垃圾分类试点，目前已有90个小区基本达到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到今年年底600个小区将全部实现垃圾分类达标。
在王维平看来，这仅是起步，“由于一个城市人员构成很复杂，对垃圾问题的认识和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更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前端垃圾分类应持久化。”
“日本和德国，垃圾分类历经了8至10年的漫长过程，才取得了60%以上的分类率。”他说，由于垃圾分类具有全民参与的社会性以及分类后要分别运输、到不同的加工点处理的系统性，垃圾分类不能指望速效，搞突击建设。
但不能因为过程漫长，就放弃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觉得目标遥远就总不起步，那么永远也无法抵达目的地。”
把更多的钱花在垃圾减量上
“现在我们95%的投资都用在了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厂等设施的建设上，这种投入是必要的，但投入结构显然不合理。”王维平表示，从国际情况看，垃圾的对策费用三分之二用在减量化、资源化垃圾分类前端，三分之一用在末端的垃圾收集运输处理。
“希望‘十二五’规划中体现垃圾对策前移，从末端被动地接收垃圾、末端处理转移到源头的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将资金的大头儿前移，这样才会事半功倍。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立垃圾处理厂，且长期要背负沉重的运营负担，不如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量。”
王维平建议，市政府应完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相关政策保障机制，“要像建设轨道交通一样，拓宽融资渠道。”
垃圾处理监测数据信息公开
“唯有政府企业公众有力地沟通配合，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之道，所以应建立三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促使三者形成合力。”王维平表示，“垃圾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环境，人民群众应享有知情权和话语权，而过去很多官员在此问题上总是躲躲闪闪，害怕与百姓沟通，造成双方之间很多误解。”
今年2月，在王维平的建议下，市政府组团赴日本考察垃圾焚烧技术，也邀请了居民代表一道前往，标志着市民与政府携手共同面对垃圾处理的难题。
王维平代表认为，沟通的方式应该包括，将垃圾处理设施运行中的监测数据等相关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减少公众的误解与疑惑；开放一批市级大型垃圾处理设施，组织学校、社区、单位参观等等。
不按类投放垃圾记入“诚信污点”
“在有些国家，剩饭必须带走，如果剩饭不带走则要交罚款！”王维平建议，北京也可借鉴国外的经验，尝试逐渐推行一些类似的有强制力的制度，以促进垃圾减量。“还比如国外有些小区会建立垃圾分类的‘诚信记录’，连续5次不按类投放垃圾，将被记一个‘诚信污点’，而这一污点直接与日后就学、找工作、出国办签证、贷款等挂钩。这就需要出入境、银行、公安局等若干个部门形成联动，统一合作，并出台配套的制度。”但王维平也清醒地认识到，诚信制度的建立很复杂，涉及到众多部门，因此需要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但“无论多复杂，也要坚持往前走！”
加快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据王维平介绍，1952年建立的国有废品回收体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就已瓦解，目前本市的再生资源回收主要依靠拾荒者，但拾荒者模式存在站点分散、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低以及影响社会治安、易造成二次污染等缺陷，“他们不应是利益共存的无序蔓延，应当在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下兴利除弊。”
王维平建议，市政府应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机制，加强社区回收站点建设，对回收企业和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加大政府引导和支持力度，加快回收分拣中心建设，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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