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一儿童节当天，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大荣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组孩子们的照片。他们远在青海三江源，他们手里拿的、身上挂的都是满满的塑料瓶串。这几乎成了当地人自发组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的一种符号。“这些儿童在高原捡的塑料瓶/袋，并无人收购，捡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地区，垃圾要背着走两至三天的路程，才能得到集中处理。”杨大荣在评论区里记录的，就是青藏高原因垃圾陷入的真实困境。
一万人=5~6吨垃圾
杨大荣在青藏高原野外工作的时间已经持续了近40年，他熟悉那里的生态环境，以及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 大概自2002年以后，杨大荣经过西藏、青海、云南等地，草原、神山甚至冰川地区的垃圾数量显著增加，特别是在那些知名的旅行圣地。杨大荣最熟悉的还是冬虫夏草的分布区。“四年前最严重的时候，约50平方公里的山区面积，如果大部分长有虫草，平均1万多人的采集队伍，一个多月下来，至少会产生5~6吨的生活垃圾。”他放眼望去，草原上遍地是方便面包装袋、罐头、饮料瓶、啤酒瓶、废弃的衣物等等。甚至到了第二年，有些塑料垃圾仍滞留在原地。
玉树地区，老百姓80%的收入来源于虫草，虫草分布区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当地百姓的生计。不仅如此，杨大荣也越发担心，“亚洲水塔”的生态地位将受到影响。因为，虫草核心分布地带就处于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源头的高寒草甸，大风、降雨会将草原垃圾直接带入河流体系。 最近四五年里，杨大荣的一部分重要工作就是参与青藏高原地区的社区教育活动。今年5月，他受邀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对职工、学生、社、区、村群众开展了环境生态保护和科学采挖冬虫夏草等的学术报告，同时参加了他们的社、区、村的调查与宣传活动。
5~7月是采挖虫草和中药材的季节，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资源管理局80%的工作人员都出发野外工作，把成吨的垃圾带回县、乡统一处理；曲麻莱县巴干乡团结村党支部书记才闹，一个月有3到5次，每天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爬行40多公里，边捡垃圾边开展宣传；30多岁的康巴汉子九美昂布，会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学校师生一起把野外捡回的塑料袋、罐头盒子、牛羊毛等做成各种各样的民族工艺品，有些工艺品已经外销……半个多月的曲麻莱之行让杨大荣惊喜地看到了一些转机。而他在意的是，高原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当地百姓为“亚洲水塔”生态保护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更不会了解他们依然面临的垃圾处理的巨大困境。
垃圾回收转运缺位
杨欣所在的“绿色江河”可以说是国内非常早注意到高原垃圾处理难题的民间环保机构。早在2002年，绿色江河资助的一项大学生志愿者调查活动发现，在青藏公路沿线，平均每隔十米就会出现一件塑料垃圾，一公里就是一百件。此后，绿色江河持续八年对青藏公路沿线、青藏线长江源区集镇垃圾状况进行了调查。青藏铁路、公路的通车为高原旅游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外来人口在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垃圾。重要的是，城市的消费方式正在高原快速渗透。包装食品和饮料已经成为了高原老百姓的一种消费时尚。
“但一直以来，高原传统的生活方式几乎不产生需要专业处理的垃圾，老百姓也没有垃圾处理的习惯。”杨欣表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青藏高原地区除主要城市以外，始终没有垃圾分类回收、转运、处理的体系。 这也与高原地区分散的居住方式有关。在那里，一个行政村的面积可达几百平方公里，村子里每户牧民家庭之间的距离30~40公里，最近的也有5~6公里。垃圾的运输成本非常惊人。 地处贫困地区，当地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在乡镇进行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垃圾的产量在迅速增加，垃圾的消纳能力却无法提升。”全球环境研究所彭奎博士也意识到，青藏高原尤其是乡村地区，垃圾已经成了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目前，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垃圾处理的方式都比较粗暴。“以致，现在我们只要一去到牧区的小城镇就能闻到一股垃圾焚烧的味道。”在杨欣看来，那是一种代表了当地城镇环境问题的特殊的气味标识。焚烧是为了减量，而剩下的垃圾则是被简单地填埋，少量才有机会运输到玉树州、格尔木的大型垃圾处理厂。彭奎尤其担心这种操作方式，“乡镇的填埋措施是最简易的，没有防渗等技术保障，等于给那块地区长久地埋下了污染源”。
[1] 